智囊全集 作者：冯梦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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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成化初，陕西至荆、襄、唐、邓一路，皆长山大谷，绵亘千里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，刘千斤因之作乱，至李胡子复乱，流民无虑数万。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，道死者不可胜计。祭酒周洪谟悯之，乃着(流民说)，略曰：“东晋时，庐、松、滋之民流至荆州，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。陕西，雍州之民流聚襄阳，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。其后松，滋遂隶于荆州，南雍遂并于襄阳，迄今千载，宁谧如故。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。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，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，置官吏，编里甲，宽徭役，使安生理，则流民皆齐民矣，何以逐为？”李贤深然其说。至成化十一年，流民复集如前，贤乃援洪谟说上之。［边批：贤相自能用言。］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，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，宣上德意，延问流民，父老皆欣然，愿附籍为良民。于是大会湖、陕、河南三省抚按，合谋佥议，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，皆给与闲旷田亩，令开垦以供赋役，建设州县以统治之。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，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，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，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，而析其地为商南、山阳二县，又析唐县、南阳、汝州之地为桐柏、南台、伊阳三县，使流寓土着参错而居，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，以统郧及竹山、竹溪、郧西、房、上津六县之地，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，以为保障之计。因妙选贤能，荐为守令，［边批：要着。］流民遂安。

　　今日招抚流移，皆虚文也。即有地，无室庐；即有田，无牛种。民何以归？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。倘以讨贼之费之半，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，经理生计，民且庆更生矣，何乐于为贼耶？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，河朔地方发生水灾，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，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，加上官府的粮食，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，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，以进行救济工作。

　　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，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，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，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，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，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，大略每五天，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，由于富弼心意真诚，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，因此人人都肯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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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祭酒（官名，尊敬的称呼）周洪谟（四川长宁人，字尧弼）心生怜悯，就着述《流民说》，大略是说：“东晋时，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，官方就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。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，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。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，南雍遂属于襄阳，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，依然安宁无事，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。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籍，距各县尚远的人，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，派官吏管理，编里甲，宽减徭役，使人民生活安定，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，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？”

　　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。

　　成化十一年，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，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，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，原杰走遍各郡县，深入山谷，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，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。

　　杰于是会合湖广、陕西、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，共同商议，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，分配空旷的土地，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，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，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，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，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，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，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、山阳二县，又分唐县、南阳、汝州的土地设桐柏、南台、伊阳三县，使流窜的土着参杂居住，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，以统治郧县及竹山、竹溪、郧西、房、上津六县。此外，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，以为军事屏障，妥善选任贤能的人，推荐为太守（县令），流民遂安定下来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当今安抚流亡的人，都是虚应故事。即使有地，也没有房舍；即使有田，也没有耕牛。人民怎么安居？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。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，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，专门负责招抚流民，解决他们的生计，人民将欢庆重生，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？

　　、刘涣【原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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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治平间，河北凶荒，继以地震，民无粒食，往往贱卖耕牛，以苟岁月。是时刘涣知澶州，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，明年震摇息，逋民归，无牛可耕，价腾踊十倍，涣以所买牛，依元直卖与，故河北一路，唯澶州民不失所。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宋英宗治平年间，河北发生大灾荒，接着又地震，人民粮食一空，往往把耕牛廉价出售，苟延度日。刘涣（字仲章）当时在澶州任知州，把公款全拨出来买牛。第二年，地震停了，离散的人都回来，却没有牛耕田，牛价上涨十倍。刘涣将所买的牛依原价卖出，所以河北路各州，只有澶州人民不致流离失所。

　　、吴潜【原文】

　　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、温、台三郡民船防定海，戍淮东、京口，船在籍者率多损失。每按籍科调，吏并缘为奸，民甚苦之。吴潜至，立义船法，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，以主团结。如一都岁调三舟，而有舟者五六十家，则众办六舟，半以应命，半以自食其利，有余赀，俾蓄以备来岁用。凡丈尺有则，印烙有文，调用有时，着为成式。其船专留江浒，不时轮番下海巡绰。船户各欲保护乡井，竟出大舟以听调发，旦日于三江合兵，民船阅之，环海肃然。设永平寨于夜飞山，统以偏校，饷以生券，给以军舰，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。设向头寨，外防倭丽，内蔽京师。又立烽燧，分为三路，皆发轫于招宝山，一达大洋壁下山，一达向头寨，一达本府看教亭。从亭密传一牌，竟达辕帐，而沿江沿海，号火疾驰，观者悚惕。

　　［冯述评］海上如此联络布置，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，呼吸相通，何寇之敢乘？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宋朝时，先前制置使司（官署名）每年征调明、温、台三郡的民船，防守定海，戍守淮东、京口。民船被登录在籍的，大抵都会遭受损失，因为每回进行征调，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，成为民间的大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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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德宗说：“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？，李泌说：“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，不想回乡。旧制戍卒三年以后，就由新的戍卒替代，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，由官方下令，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，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，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，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，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，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。不必几次，戍卒都成为土着，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，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。”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（汉，上邽人，字翁孙），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。

　　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，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。

　　邺侯（李泌）借着戍卒来屯田，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，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。

　　、虞集【原文】

　　元虞集，仁宗时拜祭酒，讲罢，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，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，乃进曰：“京东濒海数千里，皆萑苇之场，北极辽海，南滨青、齐，海潮日至，淤为沃壤久矣，苟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扞水为田，听富民欲得官者，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：能以万夫耕者，授以万夫之田，为万夫长；千夫、百夫亦如之。三年视其成，则以地之高下，定额于朝，而以次征之。五年有积蓄，乃命以官，就所储给以禄。十年则佩之符印，俾得以传子孙，则东南民兵数万，可以近卫京师，外御岛夷，远宽东南海运之力，内获富民得官之用，淤食之民得有所归，自然不至为盗矣。”说者不一，事遂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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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元朝人虞集（字伯生）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，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，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，于是进言道：“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，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，北从辽海，南到青州、齐州，潮每日冲积，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。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，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，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，由官府加以规定，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，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，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；以下一千人，一百人也如此办理。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，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，依等级征收，五年之后能有积蓄，就任命他做官，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，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，使他能流传给子孙。这么一来，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，对外防御海贼，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，使人民得以休息，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，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，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，自然不会做海贼了。”

　　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，于是遂不了了之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后来脱脱（元朝人）曾说京师近海，深得地利，招募江南人来耕种，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，不必仰赖海运，京师也可以足食。元主依此而行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（官署名），以右丞（掌钱谷的官）悟良哈台、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，给分司农司印，西自西山，南至保定、河间，北到檀顺，东到迁民镇，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，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，合用工价、牛具、农器、谷种，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。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，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、堤防的人各一千人，担任农师，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：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，就授予正九品官，二百人的正八品官，三百人的正七品官，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，所招募的农夫，每人给十锭银子，一年后放他们回去，于是大丰收。

　　何孟春（明•彬州人，字子元）在《余冬序录》里说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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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明朝叶文庄公（叶盛，昆山人，字与中，谥文庄）巡抚宣府时，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，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，积存粮食日益增多，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，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。不到几个月，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。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，整年劳苦，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，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，都依靠中央的供应，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，官名，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，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。长期下来，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。”

　　樊升之说：

　　“贾谊（汉•洛阳人）上汉文帝的治安策，晁错（汉•颍川人），的用兵之计，江统（晋•陈留人，子应元）的徙戎论，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，李邺侯的屯田，虞集的开垦荒地，平江伯的漕运（陈瑄，合肥人，明成祖永乐初年，掌管北京漕运，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）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。”

　　李允则筑园圃、造浮屠、佛塔［事见第五部“术智”］，范文正、富弼的救济饥荒，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。

　　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，则人情必诚信协和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，命令一出，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。

　　、刘大夏【原文】

　　弘治十年，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，或曰：“北边粮草，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，公素不与先辈合，恐不免刚以取祸。”大夏曰：“处事以理不以势，俟至彼图之。”既至，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，［边批：要着。］遂得其要领。一日，榜榜通衢云：“某仓缺粮若干石，每石给官价若干，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，但愿输者，米自十石以上，草自百束以上，俱准告。”虽中贵子弟亦不禁。不两月，仓场充牛刃，盖往时粮百石、草千束方准告，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，转买边人粮草，陆续运至，牟利十五。自此法立，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，中贵子弟即欲收籴，无处可得，公有余积，家有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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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冯述评］忠宣法诚善，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，如何得知？能如此虚心访问，实心从善，何官不治？何事不济？

　　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“痴床”，谓一坐此床，骄倨如痴。今上官公坐皆“痴床”矣，民间利病，何由上闻？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明孝宗弘治十年，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。有人说：“北方的粮草，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，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，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。”刘大夏说：“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，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。”

　　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，早晚和他们研究，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。

　　有一天，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：“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，每石给官价若干元，凡是境内外的官吏、人民或商人，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、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。”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。

　　不到两个月，仓库都满了，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、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，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，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，加以垄断，买入边境上的粮草，陆续运来，利润高达五成。

　　自从订立这个办法，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，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，也买不到，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，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，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，怎么能知道？能如此虚心请教，真心听从善言，有什么事做不好？有什么事成不了呢？

　　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“痴床”，说一坐上这个床，就骄傲自得，使人如白痴一般。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，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？

　　、董博霄【原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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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董博霄，磁州人，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：宁一境不通舟楫，军粮唯可陆运。濒海之人，屡经寇乱，且宜曲加存抚，权令军人运送。其陆运之方：每人行十步，三十六人可行一里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。每人负米四斗，以夹布囊盛之，用印封识，人不息肩，米不着地，排列成行，日五百回，计路二十八里，轻行一十四里，重行一十四里，日可运米二百石，每运可供二万人——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。

　　［冯按］夫长陵北征时，命侍郎师逵督饷。逵以道险车载，民疲粮乏，乃择平坦之地，均其里数，置站堡；每夫一人运米一石，此送彼接，朝往暮来，民不困而食足。亦法此意。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董博霄（磁州人，字孟起）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：

　　海宁一带，无法通行船只，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。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，应多加安抚，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。陆运的方法是：每人走十步，三十六人可走一里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。每人背米四斗，用夹布袋装盛，里郡加封作记号，人人肩不休息，米不着地，排列成行，每天五百回，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，不背米走十四里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，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，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明成祖北征时，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。帅逵认为道路艰险，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，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，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，依一定的距离，设置站堡；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，这个送那个接，早上去晚上回来，人民不会觉得劳累，粮运也充足，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。

　　、刘本道【原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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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先是漕运京粮，唯通州仓临河近便。自通州抵京仓，陆运四十余里，费殷而增耗不给；各处赴京操军，久役用乏。本道虑二者之病，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，令歇操军旋运至京，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；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，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，以便收贮，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，以广京储。上赐二品服以旌之。

　　［冯按］本道常州江阴人，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，引置幕下，奏授刑部照磨；从征云南，多用其策。正统中，从金尚书濂征闽贼，活胁从者万余，升户部员外郎。景泰初，西北多事，民不聊生，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，并易谷种与之。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，展转坐连，推本道往治，不逾月，而积弊洞然。上嘉其廉能，赐五云采缎。天顺初，进户部右侍郎，总督京畿及通州-淮安粮储。本道固以才进，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，祖宗用人不偏科目，皆今日所当法也。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明朝时，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，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。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，陆运四十多里，运费昂贵，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；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，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。

　　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，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，在每月无事时，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，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，而漕运的粮食，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，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，以便收藏，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，以充实京师的存粮。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，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（明•东鹿人，字尚德）的赏识，引用到幕下，奏请授予刑部照磨（掌管核对文卷的官）。从征云南时，多用他的计策。

　　英宗正统年间，本道跟随尚书金濂（山阳人，字宗瀚）征讨闽贼，活捉一万多名贼兵，因而升户部员外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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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景宗景泰初年，西北方多战乱，民不聊生，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，并买谷种给他们。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，辗转牵连很多人，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，不满一个月，所有的积弊都清除。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，赏赐他五彩丝缎。

　　天顺初年，升户部右侍郎，总督京师及通州、淮安的粮储。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，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，也功不可没。

　　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，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。

　　、苏轼【原文】

　　苏轼知杭州时，岁适大旱，饥疫并作。轼请于朝，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。故米不翔贵；复得赐度僧牒百，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方春，即减价粜常平米，民遂免大旱之苦。杭州江海之地，水泉咸苦，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于水，故井邑日富。及白居易复浚西湖，放水入运河，自河入田，取溉至千顷。然湖水多葑，自唐及钱氏，岁辄开治，故湖水足用。宋废而不理，至是湖中葑积，为田一十五万余丈，而水无几矣。运河失河水之利，则取给于江湖，潮浑浊多淤，河行阛阓中，三年一淘，为市井大患，而六井亦几废。轼始至，浚茅山、盐桥二河，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，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。复造堰闸，以为湖水蓄泄之限，然后潮不入市，且以余力复完六井，民稍获其利矣。轼间至湖上，周视良久，曰：“今欲去葑田，将安所置之？湖南北三十里，环湖往来，终日不达，若取葑田积于湖中，为长堤以通南北，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。吴人种麦，春辄芟除，不遗寸草，葑田若去，募人种麦，收其利以备修湖，则湖当不复堙塞。”乃取救荒之余，得钱粮以万石数者，复请于朝，得百僧度牒，以募役者。堤成，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图画，杭人名之“苏公堤”。

　　［冯述评］华亭宋彦云：

　　“西湖蓄水，专以资运河，湖滨多水田，春夏间苦旱，秋间又苦涝，莫若专设一司，精究水利，湖宜开广浚深，诸山水溢则能受，诸田苦旱则能泄，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，则运无阻滞，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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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按：

　　此宋人为都城漕计，其实今日亦宜行之，迩来西湖渐淤，有力者喜于占业，地方任事者，不可不虑其终也。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苏轼任杭州太守时，正逢旱灾，收成不好，又有传染病流行。苏轼请朝廷免除上供的米三分之一，所以米价没有飙涨；又请朝廷赐下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百份，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。（当时由于僧侣不需赋税，故出家为僧需经官方核准，发予执照，因此有经济价值。）第二年春天，将平常仓的存米减价卖出，人民才免除饥荒的痛苦。

　　杭州由于地处江海之间，水味咸苦，居民不多。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用西湖的水作成六个井，人民的饮水充足，地方才日渐富裕起来。

　　到白居易时又疏通西湖，引水入运河，再由运河取水灌溉农田，广达千顷。

　　但是西湖中长满水草，自唐代及钱王时代，每年都有疏通，所以湖水还够用，宋代以后废弃不管，到此时湖中尽是水草淤泥，被垦为田地的有十五万丈多，而湖水已所剩无多，运河失去了湖水，只好依赖长江涨潮，湖水混浊多淤塞，船舶要在市区航行，每三年要疏通一次，成为市民的大患。六井也几乎废弃无用。

　　苏轼到任后，就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，茅山运河接受钱塘江水，盐桥河吸收西湖水，又建造水闸，控制湖水的储蓄与渲泄，于是海潮才不致于流入市区。再以多余的财力重整六井，人民因而得到好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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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苏轼利用闲暇时走到西湖，四处观察了很久，说：“挖出来的水草和淤土，将安置于何处？西湖南北距离三十里，环湖来往一趟，一天都走不完，如果把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间，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，使南北直接相通，那么既可除去淤泥，又可方便行人通行。吴人一向很珍视麦子，种植时往往在春天把野草彻底除尽，湖边的田如果开辟出来招募农家种麦，收得的利润做为修长堤及维护西湖的基金，这样西湖就不会再荒废淤塞了。”

　　于是取得救济荒年所剩余的钱一万缗，余粮一万石，及上百份度人为僧的执照，招募人种麦，长堤完成后，堤上种植芙蓉、杨柳，景色如画，杭州人将它称为“苏公堤”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华亭宋彦说：

　　“西湖蓄水，专门供给运河。湖滨很多水田，春夏之间常苦干旱，秋季又苦多水，不如专设一个机关，精心研究水利。湖底要挖得深，水闸要广，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，田地干旱时，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。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，这样水运就无阻碍，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。”

　　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，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，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，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。

　　、张需【原文】

　　张需长于治民，先佐郧州，渠有淤者，废水田数十年，守相继者莫能疏。需甫至，守言及此，惮于动众，需往看之，曰：“若得人若干，三日可毕。”守怪以为妄，需乃聚人得其数，各带器物，分量尺数，争效其力，三日遂毕。守大惊，以为神助。迁霸州守，见其民游食者多，每里置一簿列其户，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，派其舍种粟麦桑枣，纺绩之具、鸡豚之数，遍晓示之。暇则下乡，至其户簿验之，缺者罚之，于是民皆勤力，无敢偷惰，不二年，俱有恒产，生理日滋。

　　【译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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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朝人张需擅长治理人民。先是担任郧州的佐吏，当地河渠淤积，水田废弃了数十年，历任太守都无法疏通，张需才到任，太守和他谈到这件事，担心疏理河渠太劳动民众，张需前往察看，说：“只要找若干人，三天就可以做完。”太守很奇怪，以为他随便说说，张需聚集到需要的人数后，各自带着器具，分别量好长度，尽力而为，果真三天就做好了。太守非常惊奇，以为有神相助。

　　后来张需转任霸州太守，看见很多人民到处游食，于是在每一里放置一本簿子，列出游食者的户口，每户都要报告男女大小人口的数目，派他们一起种植米、麦、桑、枣，纺织的器具，鸡猪的数目，都明白地表示出来。

　　闲暇的时候，张需就下乡去查验户簿，有短缺的就加以处罚，于是人民都勤勉努力，不敢偷懒。不到两年，人民都有恒产，生计日渐富足。

　　、李若谷　赵昌言【原文】

　　安丰芍陂县，叔敖所创。为南北渠，溉田万顷，民因旱多侵耕其间，雨水溢则盗决之，遂失灌溉之利。李若谷知寿春，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，独调濒陂之民使之完筑，自是无盗决者。

　　天雄军豪家刍麦亘野，时因奸人穴官堤为弊。咸平中，赵昌言为守，廉知其事，未问，，一旦堤溃，吏告急，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积，给用塞堤，自是奸息。

　　［冯述评］近日东南漕务孔亟，每冬作坝开河，劳费无算，而丹阳一路尤甚。访其由，则居人岁收夫脚盘剥之值，利于阻塞；当起坝时，先用贿存基，俟粮过后，辄于深夜填土，至冬水涸，不得不议疏通。若依李、赵二公之策，竭一年之劳费，深加开浚；晓示居民，后有壅淤，即责成彼处自行捞掘，庶常、镇之间或可息肩乎？或言每岁开塞，不独脚夫利之，即官吏亦利之，此又非愚所敢知也。

　　【译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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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安丰芍陂县是孙叔敖所创的，有直通南北的河渠，可以灌溉万顷田地；但在旱灾时，人民就侵占河渠的地耕田，雨水太大时，又把河堤破坏，使河渠中的水流走，于是失去了灌溉的利益。

　　宋朝李若谷（丰人，字子渊）任寿春太守时，就下令河堤溃决时不可以调士兵去修理，只能调堤防边的人民去修筑，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破坏堤防了。

　　天雄军（大名府）的富豪，在米麦丰收时，联合奸人，挖掘堤防，存心破坏。宋真宗咸平年间，赵昌言（孝义人，字仲谟）任太守，他暗地知道这件事，但故意不查问。有一天，河堤溃决，官吏来报告事态紧急，赵昌言命令拿这富家仓库所积存粮食去堵塞堤防，从此这件坏事才停止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近来东南漕运的事务很紧急，每年冬季都要修筑水坝，疏通运河，耗费庞大，丹阳一带更严重。探查事由，是附近居民每年可收到脚夫搬运沙土的工资，运河阻塞对他们有利，每当修建水坝时，先贿赂掌管奠基的人，等粮食运过之后，往往在深夜时分去填土，到冬季时水干涸了，不得不疏通。如果依照李、赵两位先生的计策，用一年的费用，做好疏通的工作，然后明示居民，以后如果再有淤塞，就要附近的居民自行挖掘疏通，这样，或者可以使一般县镇停止无谓的耗费。有人说每年疏通运河，不只脚夫有利，即使官吏也有利可图，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了。

　　、杨一清【原文】

　　西番故饶马，而仰给中国茶饮疗疾。祖制以蜀茶易番马，久而寝弛，茶多阑出，为奸人利，而番马不时至。杨文襄乃请重行太仆宛马之官，而严私通禁，尽笼茶利于官，以报致诸番。番马大集，而屯牧之政修。

　　［冯述评］其抚陕西，则创城平虏、红古二地，以为固原援。筑垣濒河，以扞靖虏。其讨安化，则授张永策以诛逆瑾。出将入相，谋无不酬，当时目公为“智囊”，又比之姚崇，不虚也！

　　【译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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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西番盛产马匹，而仰赖中国茶治疗疾病。历来的惯例是用四川茶叶交换番马。可是年代长久以后，逐渐废弛。茶叶多被奸人用来谋利，而番马却不按时送到。

　　明朝时杨文襄（杨一清，安宁人）奏请朝廷，重新设置专职交易马匹的官吏，严禁私自交易，把茶叶的利润完全收归官府所有，并通报到各番邦。于是番马大量送到，屯牧之政因而修明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杨文襄任陕西巡抚时，创建平虏、红古两座城，做为固原（地名）的后援。在河边修筑城墙，以扞卫靖虏（地名）。他讨伐安化时，全力协助张永策来诛杀奸宦刘瑾。出将入相，所作的谋略无不成功。当时把他看成智囊，拿他与姚崇相比，真是一点都不假。

　　、张全义【原文】

　　东都荐经寇乱，其民不满百户。张全义为河南尹，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，人给一旗一榜，谓之“屯将”，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，植旗张榜，招怀流散。劝之树艺，蠲其租税；唯杀人者死，余俱笞杖而已。由是民归如市。数年之后，渐复旧规。

　　全义每见田畴美者，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，召田主，劳以酒食。有蚕、麦善收者，或亲至其家，悉呼出老幼，赐以茶采衣物。民间言：“张公不喜声妓，独见佳麦良蚕乃笑耳！”由是民竟耕蚕，遂成富庶。

　　［冯述评］全义起于群盗，乃其为政，虽良吏不及。彼吏而盗者，不愧死耶！

　　全义一笑而民劝，今则百怒而民不威，何也？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五代十国时，东都洛阳屡遭盗寇侵掠，居民居然不满一百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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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张全义（后梁•临汉人，字国维）任河南尹时，选了十八个有才能器度足以承担任务的部下，每人给一面旗子、一张榜文，称为“屯将”，派他们到十八个县的旧村落中，竖立旗子，张贴榜文，招抚流民，劝他们回来农耕，并减免他们的租税；对于犯法者除了杀人必须处死，其余的只处以杖刑而已。

　　从此人民络绎归来，数年以后，逐渐恢复旧日的模样。

　　张全义每见到田地肥美的，往往下马与属下一起观看，并请田主来，用酒菜慰劳他们。有蚕、麦收成好的，张全义有时也会亲自到他们家去，把老人幼儿都叫出来，赏给他们茶叶和衣物。

　　民间都知道张全义不喜好声色，只有看见好的麦田和蚕才会欢欣发笑。因此人民争着耕田养蚕，遂成为富庶的地方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张全义是盗贼出身，但是他处理政事，虽一般良好的官吏也不如他，而那些身为官吏却做盗窃之事的，能不愧死吗？

　　张全义一笑而达到劝诱人民的效果，如今的官吏却即使发了上百回的脾气，人民也不当一回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　　、范纯仁【原文】

　　范忠宣公知襄城，襄俗不事蚕织，鲜有植桑者。公患之，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，使植桑于家，多寡随其罪之轻重，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，自此人得其利。公去，民怀之不忘。

　　［冯述评］愚于今日军、徒之罪亦有说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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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夫军借以战，徒借以役，非立法之初意乎？今不然矣，或佯死，或借差，或倩代，里甲有佥解之忧，卫所有口粮之费，而罪人之翱翔自如，见者不得而问焉。即所谓徒者，视军较苦，故谚有“活军死徒”之说。然而富者买替，贫者行丐，即驿中牵挽之事，所资几何？又安用此徒为哉！然则宜如何，曰：“若以屯法行之，方今日议开垦，未有成效，诚酌军卫之远近，徒限之多寡，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。俟成熟升科，即与准罪释放。其或愿留，即为世业。行之数年，将旷土渐变为熟土，且奸民俱化为良民，其利顾不大与？若夫安插有法，羁縻有法，稽核有法，劝相有法，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。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宋朝人范纯仁（吴县人，字尧夫，范仲淹的次子）出任襄城县令时，襄城的习俗不养蚕织布，很少人种桑树。

　　范纯仁很担忧，就让犯罪而罪行较轻的人，在家里种桑树，种多少依他犯罪的轻重而定，因此，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。日后桑树长成，又可养蚕织布而得到利益。范纯仁离任后，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我对当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，也有话要说。

　　征招兵士是为了战争，征徒夫是为了徭役，这不是立法的本意吗？如今却不是这样，有人假死，有的雇人替代，而乡里中有押送的麻烦，军中又要负担口粮的耗费，罪人却逍遥自在，见了也无法查问。然而应该怎么办呢？

　　我认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，当今商议开垦还没有成效时，应该衡量军队的远近，徒夫的多寡，抽送到某地去开垦若干田亩，等到成熟收成后，就准他们抵罪释放。有愿留下来的，就做为永久的产业。实行几年以后，将废弃的田变为有用的田，且奸人都化为良民，这种好处不是很大吗？

　　、高郁【原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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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晋朝人陶侃（鄱阳人，字士行）生性节俭，做事勤快。

　　任荆州刺史时，命令船官要收集锯木屑，不论数量多少，众人都不了解他的用意。后来正逢积雪溶化时期，官府前虽已除雪，地仍湿滑，于是用锯木屑撒在地上，遂能通行无阻。

　　官用的竹子，陶侃命令要留下粗厚的竹子头，堆积如山。后来桓温伐蜀，竹子头都用来当作造船的竹钉。

　　又曾挖掘竹子，有一官吏连着竹根挖起，以为竹根部分非常坚硬，可做为竹钉的材料使用。陶侃见了，立刻超升此人两阶。

　　、苏州堤【原文】

　　苏州至昆山县凡七十里，皆浅水，无陆途。民颇病涉，久欲为长堤。而泽国艰于取土。嘉佑中，人有献计，就水中以蘧除刍藁为墙，栽两行，相去三尺；去墙六尺，又为一墙，亦如此。漉水中淤泥，实蘧除中，候干，则以水车沃去两墙间之旧水，墙间六尺皆土，留其半以为堤脚，掘其半为渠，取土为堤。每三四里则为一桥，以通南北之水，不日堤成，遂为永利。［今娄门墉虽也。］【译文】

　　苏州到昆山县共七十里远，都是浅水，没有陆路可行。人民苦于涉水，早就想筑长堤。但是水泽之地很难取土。

　　宋仁宗嘉佑年间，有人献计，就在水中用芦荻干草做墙，栽两行，相距三尺；离墙六丈，又做一墙，做法和前两墙相同。把水中的淤泥沥干，塞在干草中，等干了以后，用水车除去两墙之间的旧水，墙与墙之间都是泥土，留一半做为长堤的基础，挖另一半做河渠，把挖出来的土拿来筑堤。每三、四里筑一座桥，以打通南北的水域。

　　不久长堤完成，成为永远的好事。

　　、丁谓【原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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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祥符中，禁中火。时丁谓主营复宫室，患取土远，公乃命凿通衢取土，不日皆成巨堑，乃决汴水入堑中，引诸道竹木牌筏及船运杂材，尽自堑中入，至公门事毕，却以拆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，复为街衢，一举而三役济，计省费以亿万计。

　　｛冯评｝此公尽有心计，但非相才耳，故曰：“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。”

　　【译文】

　　宋真宗祥符年间，宫中大火。当时丁谓主办营建修复宫室，取土的地方太远是一大烦恼，丁谓就下令挖道路取土，不久道路变成大沟，于是打通汴水流入沟中，引用各地的竹筏及船来运各种建材，都由大沟运来。到修复的事办完以后，把破损的瓦砾土壤填充沟中，又成为街道，做一件事而同时完成三项工作，节省了亿万的经费。

　　［冯评译文］丁谓确实很有心计，但不是宰相人才，所以说，小人不能承受重任而可以有小聪明。

　　、郑晓时【原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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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嘉靖丁巳四月，三殿三楼十五门俱灾，文武大臣会议修建。海盐郑公晓时协理戎政，率营军三万人打扫火焦。郑公白黄司礼：“砖瓦木石不必尽数发出，如石全者、半者、一尺以上者，各另团围，就便堆积；白玉石烧成石灰者，亦另堆积；砖瓦皆然。”不数日，工部欲改修端门外廊房为六科并各朝房，午门以里欲修补烧柱墙缺，又于谨身殿后、乾清宫前，隆宗、景运二门中砌高墙一道，拦断内外，内监、工部议从外运砖、运灰、运黄土调灰，一时起小车五千辆，民间骚动。公告黄司礼曰：“午门外堆积旧砖石并石灰无数，可尽与工部修端门外廊房；其在午门以内者，可与内监修理柱空，并砌乾清宫前墙。”黄甚喜。公又曰：“修砌必用黄土，今工部起车五千辆，一时不得集，况长安两门、承天、端门、午门止可容军夫出入，再加车辆，阻塞难行。见今大工动作，两阙门外多空地，可挖黄土；用却，命军搬焦土填上，用黄土盖三尺，岂不两便？”黄曰：“善。”公曰：“午门以里台基坏石，移出长安两门甚远，今厚载门修砌剥岸，若命军搬出右顺门，由启明门前下北甚近，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，不须减工部估料，但省军士劳力亦可。”［边批：若减估必有梗者。］黄又曰：“善。”公曰：“旧例，火焦木，军搬送琉璃、黑窑二厂，往回四十里，今焦木皆长大，不唯皇城诸门难出，外面房稠路狭，难行难转，况今灾变，各门内臣小房，非毁即折坏，必须修盖，方可容身，莫若将焦木移出左、右顺门外，东西宝善、思善二门前后，并启明、长庚两长街，听各内臣擘取焦皮作炭，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，各修私房，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，不出皇城四门，亦省财力。”黄又曰：“善。”

　　锦衣赵千户持陆锦衣帖来言：“军士搬出火焦，俱置长安两门外，大街两旁，四夷朝贡人往来，看见不雅，［边批：体面话。］庆寿寺西夹道有深坑，可将火焦填满。”

　　公曰：“三殿灾，朝廷已诏天下，如何说不雅？谁敢将朝廷龙文砖石填罪废太平侯故宅？况寿宫灾，九庙灾，火焦皆出在长安两门外。军士从长安大街重去空来，人可并行，官可照管，若从西夹道人，必从寺东夹道出，路多一半，三万人只做得一万五千人生活，岂有营军为人填坑。且火焦工部还有用处，待木石料完，要取火焦铺路，直从长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，每加五寸，杵碎平实，又加五寸，至三尺许方可在上行大车，旱船，滚石，不然街道，廊道皆坏矣，见今午门外东西胁下数万担火焦积堆，若搬出，正虑不久又要搬入耳。”赵复语，公径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