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省份而言,台湾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山东等省份可持续竞争力处于前列,特别是江苏的苏州、南京、无锡居全国前15名,省内竞争力较低的淮安、连云港、宿迁也在全国分别排名第73、74、87位。
例如,河北、福建、浙江的总体城市格局较接近扁平化的双中心格局,江苏、山东、广西总体格局接近多中心的格局,这些省份总体可持续竞争力要显著高于河南、陕西、湖南、山西、湖北、吉林、四川等单中心省份。
此外,在可持续竞争力的总体格局中,南北分化加剧的趋势依然值得关注。以分项指标科技创新竞争力为例,报告显示,2021年南方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平均排名上升2.795名,而北方地区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平均排名下降了3.46名。
即东部高端要素聚集的同时,中低端要素向中部和西部扩散的“聚中有散”现象,以及人口、人才和产业在南方加速聚集的同时,未向北方扩散的“只聚不散”现象。
具体来说,首先,东部人口和经济占比持续扩大,高端要素继续聚集,中部崛起态势鲜明,科创安徽引领发展,在“东中一体”共同进步中,“聚中有散”塑造了崛起和收敛;而经济“南升北降”,产业向南部集聚,这种“只聚不散”则加剧了分化与差异。
不久前,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城市评级显示,我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有7个,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有14个。
这21个超特大城市,常住人口达2.9亿人,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.7%;国土面积16.9万平方公里,约占全国市辖区面积7.5%;GDP总量为33.6万亿元,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3.1%。
“超特大城市怎么样才能有竞争力?是不是光有人口就有竞争力?”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、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直言,一些个地方就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做大城市,“人口上去了,经济总量也上去了”,但城市竞争力应该有更多分项指标来衡量。
“以前说农民离乡进城,先到四线城市再到三线城市,再到二线城市。现在不是,农民一脚就迈到超大、特大城市。因此,超大、特大城市能有一个健康的标准非常重要。”姚景源说。
这个“健康标准”应该是什么样的?
此次报告以“超大、特大城市: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”为主题,从中心区、都市圈层面对全球特大超大城市的现状与特征、高质量发展与健康程度、历史演化与未来趋势进行样本研究和提炼,提出一个创新观点——“人口生存舒适最低需求理论”。
无论从经济学、环境还是其他方面来说,人类生存、环境可持续都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,超过这个标准无论对人还是对环境都会产生破坏:
人口居住空间不低于30平米;城市范围内土地开发强度不能超过30%;建筑物高度即容积率,结合全球城市经验一般不宜超过2.5;单次通勤时间不超过60分钟;城市住房用地占城市建设比例,经验显示值在25-40%之间。
由此,报告进一步推导出超大特大城市的理想人口规模、开发强度、开发密度等:
开发总面积最好不超过6000平方公里、半径不超过45公里,理想值是3500平方公里;
都市圈的中心区最大容忍面积为700平方公里,理想值是300平方公里;
都市圈最大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,理想值为1400万或1500万人,中心城区最好不超过800万人,理想值为450-500万人;
开发强度总体上不超过0.3,中心区不超过0.7;
都市圈或超特大城市人口密度最好在4000人/平方公里,中心区人口密度在15000人/平方公里以下。
对比来看,中国城市存在哪些问题?
报告认为,目前中国超大、特大城市存在人口规模偏大、中心区域人口密度偏高、经济规模和经济密度相对较低、产业层次相对较低、产业分工协作与多层嵌套欠缺、城市功能层级较低等问题。
这些问题又导致了我国超大、特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房价收入比普遍偏高、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严重、城市生活质量相对较低等。
“对症下药”,报告对超大、特大城市健康发展给出建议:应降低人口密度、开发强度,提高经济密度,提升功能,扩大都市圈的空间面积,疏解低端功能,建高能级的城市。
特别是要制定多层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间规划;建设多组团、多中心、多层级的城镇体系;积极引导市场来推动特大和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;更大范围的公共产品优化布局;创新功能疏解的体制机制。